河东学案下·文简吕泾野先生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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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

  吕柟字仲木,号泾野,陕之高陵人。正德戊辰举进士第一,授翰林修撰。逆瑾以乡人致贺,却之,瑾不悦。已请上还宫中,御经筵,亲政事,益不为瑾所容,遂引去。瑾败,起原官。上疏劝学,危言以动之。乾清宫灾,应诏言六事:一、逐日临朝,二、还处宫寝,三、躬亲大祀,四、日朝两宫,五、遣去义子、番僧、边军,六、撤回镇守中官。皆武宗之荒政。不听,复引去。世庙即位,起原官。甲申以修省自劾,语涉大礼,下诏狱。降解州判官,不以迁客自解,摄守事,兴利除害若嗜欲。在解三年,未尝言及朝廷事。移宗人府经历,陞南考功郎中,尚宝司卿,南太常寺少卿,入为国子祭酒,转南礼部右侍郎。公卿谒孝陵宗绯,先生曰:“望墓生哀,不宜吉服。”遂易素。上将视显陵,累疏谏止。霍文敏与夏贵溪有隙,文敏为南宗伯,数短贵溪於先生,先生曰:“大臣和衷,宜规不宜谤也。”文敏疑其党贵溪。已而先生入贺,贵溪亦暴文敏之短,先生曰:“霍君性少偏,故天下才,公为相,当为天下惜才。”贵溪亦疑其党文敏。会奉先殿灾,九卿自陈,贵溪遂准先生致仕。壬寅七月朔卒,年六十四,赐谥文简。

  先生师事薛思菴,所至讲学。未第时,即与崔仲凫讲於宝邛寺。正德末,家居筑东郭别墅,以会四方学者。别墅不能容,又筑东林书屋。镇守廖奄张甚,其使者过高陵,必诫之曰:“吕公在,汝不得作过也。”在解州建解梁书院,选民间俊秀,歌诗习礼。九载南都,与湛甘泉邹东廓共主讲席,东南学者,尽出其门。尝道上党,隐士仇栏遮道问学。有梓人张提闻先生讲,自悟其非,曾妄取人物,追还主者。先生因为诗云:“岂有征夫能过化,雄山村里似尧时。”朝鲜国闻先生名,奏谓其文为式国中。先生之学,以格物为穷理。及先知而后行,皆是儒生所习闻。而先生所谓穷理,不是泛常不切於身,只在语默作止处验之;所谓知者,即从闻见之知,以通德性之知,但事事不放过耳。大概工夫,下手明白,无从躲闪也。先生议良知,以为“圣人教人每因人变化,未尝规规於一方也。今不谕其资禀造诣,刻数字以必人之从,不亦偏乎!”夫因人变化者,言从入之工夫也。良知是言本体,本体无人不同,岂而变化耶?非惟不知阳明,并不知圣人矣。

  吕泾野先生语录

  问:“长江之上,大海之滨,风波之险可畏也。至於风恬浪息,渔人出没其间,鸥鸟飞鸣其中,若相狎而玩者,何也?水忘机也,渔人、鸥鸟亦忘机也。若乃吾人之宅心,宜若平且易焉已矣,而反有不可测者,则其为风波之险莫大焉,此庄生所谓险於山川者也。是故机心忘而后可以进德矣。”曰:“只看如何平易,平易一差,恐靡然矣。”

  问:“静时体认天理易,动时体认天理难,故君子存静之体认者,以达乎动之泛应者,则静亦定,动亦定,其为成德孰禦焉?”曰:“动时体认天理,犹有持循处,静郤甚难,能於静,则於动沛然矣。”

  光祖曰:“物之遇雨,或生或长,其效甚速,人遇教而不兴者何也?”先生曰:“只是中心未实,如五穀之种,或蠹或浥,难乎其为苗矣。”

  问:“交友居家处世,不能皆得善人甚难处。”先生曰:“此须有怜悯之心方好,能怜悯,便会区处。如妻妾之愚,兄弟之不肖,不可谓他不是也。此仁知合一之道。”

  问:“今之讲学,多有不同者如何?”曰:“不同乃所以讲学,既同矣,又安用讲耶?故用人以治天下,不可皆求同,求同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。”道通曰:“果然,治天下只看所所重轻。”

  问:“身甚弱,若有作盗贼的力量。改而为圣人方易。”先生曰:“作圣人不是用这等力量,见得善处肯行,便是力量,溺於流俗物欲者,乃弱也。”

  先生闻学者往来权贵门下,乃曰:“人但伺候权倖之门,便是丧其所守。”是以教人自甘贫做工夫,立定脚根自不移。

  问:“患交接人。”先生曰:“须要宽绰些,不可拘拘守秀才规矩,见大人君子,进退升降、然诺语默皆是学。”

  先生曰:“陈白沙徵到京,吏部尚书问曰:‘贵省官如何?’曰:‘与天下省官同。’请对坐,即坐无辞。此尽朴实有所养。罗一峰访康斋,见起御聘牌坊,乃谓其子云:‘不必有此牌坊。’不见康斋而退。此罗公高处。康斋,孔门之原宪也,而又有此乎!”

  先生曰:“昔者闻有一佥事求见王赣菴公云:‘西来一件为黄河,二件为华山,三件为见先生。’王公云:‘若做官不好,纵见此三者,亦不济事。’这般高,不受人谄。”

  大器问:“动静不失其时。”曰:“正是仕止久速各当其可,汝今且只於语默作止处验也。”

  黄惟因问:“白沙在山中,十年作何事?”先生曰:“用功不必山林,市朝也做得。昔终南僧用功三十年,尽禅定也。有僧曰:‘汝习静久矣,同去长安柳街一行。’及到,见了妖丽之物,粉白黛绿,心遂动了,一旦废了前三十年工夫。可见亦要於繁华波荡中学。故於动处用功,佛家谓之消磨,吾儒谓之克治。”

  应德问:“观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,如何观?”先生曰:“只是虚静之时。观字属知、属动,只是心上觉得,然其前只好做戒慎恐惧工夫,就可观也。”

  南昌裘汝中问:“闻见之知,非德性之知。”先生曰:“大舜闻一善言,见一善行,沛然莫之能禦,岂不是闻见?岂不是德性?”“然则张子何以言不梏於见闻?”曰:“吾之知本是良的,然被私欲迷蔽了,必赖见闻开拓,师友夹持而后可。虽生知如伏羲,亦必仰观俯察。”汝中曰:“多闻择其善而从之,多见而识之,乃是知之次也。是以圣人将德性之知,不肯自居,止谦为第二等工夫。”曰:“圣人且做第二等工夫,吾辈工夫只做第二等的也罢。殊不知德性与闻见相通,原无许多等第也。”

  许象先问:“乐在其中,与不改其乐,乐字有浅深否?”先生曰:“汝不要管他浅深,今日只求自家一个乐耳。”大器曰:“然求之有道乎?”先生曰:“各人拣自己所累处,一切尽除去,则自然心广体胖。然所谓累处者,不必皆是声色货利粗恶的,只於写字做诗凡嗜好一边皆是。程子曰:‘书札於儒者事最近,然一向好着,亦自丧志。’可见。”

  有一名公曰:“近日对某讲学者,惟少某人耳。”先生笑曰:“程子说韩持国曰:‘公当求人,倒教人来求公耶?’若为这道讲,须下人去讲,不然,有道者他肯来寻公讲耶?”又曰:“某尸位未尝建得事业。”先生曰:“不然,贤人君子在位,不必拘拘如何是建功创业,但一言一动皆根道理。在位则僚属取法,在下则军民畏服。又使天下之人知某处有某公在,卒然有急可恃,有何不可?”其人曰:“若是不可不慎矣。”

  有一相当国,其弟过陕西,与对山曰:“某回京与家兄说荐举起用。”对山笑曰:“某岂是在某人手?取功名的人。”先生曰:“此亦可谓慷慨之士。”或曰:“但欠适中耳。”曰:“士但有此气象,亦是脱俗,怎能勾便中庸也?”

  先生见林颖气象从容,指谓大器曰:“人动静从容,言语安详,不惟天理合当如此,且起观者敬爱,就是学问也。学者不可无此气象,但须要先有诸中矣。”

  时耀问:“收放心在何处?”先生曰:“须於放的去处收,则不远而复矣。”

  先生谓诸生曰:“我欲仁,斯仁至矣。今讲学甚高远,某与诸生相约,从下学做起,要随处见道理。事父母这道理,待兄弟妻子这道理,待奴仆这道理,可以质鬼神,可以对日月,可以开来学,皆自切实处做来。”大器曰:“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!”曰:“然。”

  问“为学”。曰:“只要正己。孔子曰:‘上不怨天,不下尤人,知我者其天乎!’若求人知,路头就狭了。天打那处去寻,只在得人,得人就是得天。《书》曰:‘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。’”学者未省。曰:“本之一心,验之一身,施之宗族,推之乡党,然后达之政事,无往不可。凡事要仁有余而义不足;则人无不得者。”

  诏问:“讲良知者何如?”先生曰:“圣人教人,每因人变化。如颜渊问仁,夫子告以克己复礼,仲弓则告以敬恕;樊迟则告以居处恭、执事敬、与人忠。盖随人之资质学力所到而进之,未尝规规於一方也。世之儒者诲人,往往不论其资禀造诣,刻数字以必人之从,不亦偏乎!”

  问“致良知”。先生曰:“阳明本孟子良知之说,提掇教人,非不警切,但孟子便兼良能言之。且人之知行,自有次第,必先知而后行,不可一偏。傅说曰:‘非知之艰。’圣贤亦未尝即以知为行也。纵是周子教人曰‘静’、曰‘诚’,程子教人曰‘敬’,张子以‘礼’教人,诸贤之言非不善也,但亦各执其一端。且如言静,则人性偏於静者,须别求一个道理。曰诚、曰敬,固学之要,但未至於诚敬,尤当有入手处。如夫子《鲁论》之首,便只曰‘学而时习’,言学,则皆在其中矣。”

  论“格物致知,世之儒者辨论莫太高远乎?”先生谓:“若事事物物皆要穷尽,何时可了。故谓只一坐立之间,便可格物。何也?盖坐时须要格坐之理,如尸是也;立时须要格立之理,如斋是也。凡类此者,皆是如是,则知可致而意可诚矣。”又曰:“先就身心所到、事物所至者格,久便自熟。或以格为度量,亦是。”

  先生谓诸生曰:“学者只隐显穷达,始终不变方好。今之人对显明广众之前,一人焉,闲居独处之时,又一人焉;对富贵又一人焉,贫贱又一人焉。眼底交游所不变者,惟何粹夫乎!”

  诏因辞谢久菴,公与讲论阳明之学。公谓:“朱子之道学,岂后学所敢轻议?但试举一二言之,其性质亦是太褊。昔唐仲友为台州太守,陈同父同知台州,二人各竞才能,甚不相协。时仲友为其母与弟妇同居官舍。晦翁为浙东提举,出按台州,陈同父遂诬仲友以帷薄不修之事,晦翁未察,遂劾仲友。王淮为之奏辨,晦翁又劾王淮。后仲友亦以帷薄不修之事,诬论晦翁,互相讦奏,岂不是太褊乎?”诏闻此言,归而问於先生。先生曰:“讦奏事信有之,但仲友虽负才名,终是小人,安得以此诬毁朱子。是非毁誉,初岂足凭?久之便是明白。朱先生劾仲友事,见《台寓录》;仲友诬朱先生事,见仲友《文集》,可知其是私也。”(同父此时尚未及第,未尝同知台州。晦翁仲友相讦,未尝以帷薄相诬。此段无一实者。)

  先生曰:“今世学者,开口便说一贯,不知所谓一贯者,是行上说,是言上说,学到一贯地位多少工夫?今又只说明心,谓可以照得天下之事。宇宙内事,固与吾心相通,使不一一理会於心,何由致知?所谓不理会而知者,即所谓明心见理也,非禅而何?”

  黄惟用曰:“学者不可将第一等事让别人做。”先生曰:“才说道不可将第一等事让与别人做,不免自私,这元是自家合做的。”又曰:“学到自家合做处,则别人做第一等事,虽拜而让之可也。”

  学者到怠惰放肆,总是不仁,仁则自是不息。

  诗人於周公,从步履上看,便见得周公之圣,故曰:“赤舄几几。”凡人内不足者,或者谗谤之言,步履必至错乱,不能安详。如谢安折屐,岂能强制得住?故古人只求诸己,在己者定,外边许大得失、祸福,皆不足动我,是故烈风雷雨弗迷。

  先生曰:“予癸未在会试场,见一举子对道学策,欲将今之宗陆辨朱者,诛其人,焚其书,甚有合於问目。且经书论表俱可。同事者欲取之,予则谓之曰:‘观此人於今日迎合主司,他日出仕,必知迎合权势。’乃弃而不取。”因语门人曰:“凡论前辈,须求至当,亦宜存厚,不可率意妄语。”

  问:“危微精一何如?”曰:“心一也,有人道之别者,就其发处言之耳。危微皆是不好的字面。何谓危?此心发在形气上,便荡情凿性,丧身亡家,无所不至,故曰危。何谓微?徒守此义理之心,不能扩充,不发於四支,不见於事业,但隐然於念虑之间,未甚显明,故曰微。惟精是察,二者之间,不使混杂;惟一是形气之所用也。皆从道而出,合为一片。”

  本泰问“夜气”。曰:“有夜气,有旦气,有昼气。昼气之后有夜气,夜气之后有旦气,旦气不牿於昼气,则充长矣。孟子此言气字,即有性字在。盖性字何处寻?只在气字求。但有本体与役於气之别耳,非谓性自性、气自气也。彼恻隐是性,发出来的情也能恻隐,便是气做出来,使无是气,则无是恻隐矣。先儒喻气犹舟也,性犹人也,气载乎性,犹舟之载乎人,则分性气为二矣。试看人於今何性不从气发出来?”

  永年问“配义与道”。先生曰:“言此气是搭合着道义说,不然则见富贵也动,见贫贱也动而馁矣。”

  问“近读《大禹谟》得甚意思?”“且不要说尧、舜是一个至圣的帝王,我是一个书生,学他不得。只这不虐无告,不废困穷,日用甚切。如今人地步稍高者,遇一人地步稍低者,便不礼他,虽有善亦不取他,即是虐无告,废困穷。”

  皋陶说九德,皆就气质行事上说,至商、周始有礼义性命之名。宋人却专言性命,谓之道学,指行事为粗迹,不知何也?

  何廷仁言“阳明子以良知教人,於学者甚有益”。先生曰:“此是浑沦的说话,若圣人教人,则不然。人之资质有高下,工夫有生熟,学问有浅深,不可概以此语之。是以圣人教人,或因人病处说,或因人不足处说,或因人学术有偏处说,未尝执定一言。至於立成法,诏后世,则曰格物致知,博学于文,约之以礼。盖浑沦之言,可以立法,不可因人而施。”

  或问:“朱子以诚意正心告君如何?”曰:“虽是正道,亦未尽善。人君生长深宫,一下手就教他做这样工夫,他如何做得?我言如何能入得?须是或从他偏处一说,或从他明处一说,或从他好处一说,然后以此告之,则其言可入。若一次聘来,也执定此言,二次三次聘来,也执定此言,如何教此言能入得?告君须要有一个活法,如孟子不拒人君之好色、好货便是。”

  问“慎独工夫”。曰:“此只在於心上做,如心有偏处,如好欲处,如好胜处,但凡念虑不在天理处,人不能知而己所独知,此处当要知谨自省,即便克去。若从此渐渐积累,至於极处,自能勃然上进。虽博厚高明,皆是此积。”

  问“存心之说”。曰:“人於凡事皆当存一个心,如事父母兄长不待言矣。虽处卑幼,则存处卑幼之心;处朋友,则存处朋友之心。至於外边处主人,亦当存处主人之心。以至奴仆,亦要存一点心处之。皆不可忽略,只如此便可下学上达。《易》之理,只是变易以生物,故君子变易以生民。”

  东郭子曰:“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,如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。皆是行也,笃行之者,行此数者不已是也,就如笃恭而天下平之笃。”先生曰:“这却不是圣人言。学字有专以知言者,有兼知行言者,如‘学而时习之’之学字,则兼言之。若博学之对笃行之而言,分明只是知,如何是行?如好学近乎知,力行近乎仁,亦如是。此笃恭之笃,如云到博厚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之类。若笃行之笃,即笃志努力之类,如何相比得?夫博学分明是格物致知的工夫,如何是行?”东郭子曰:“大抵圣人言一学字,则皆是行,不是知。知及之,仁不能守之。及之亦是行,如日月至焉,至字便是一般。守之是守其及之者,常不失也。如孔门子路之徒,是知及之者;如颜子三月不违,则是仁能守之者。”先生曰:“知及之分明只是知,仁守之才是行。如何将知及之亦为行乎?予之所未晓也。”

  东郭子曰:“程子谓《大学》乃孔氏之遗书,谓之遗书,正谓其言相似也,然圣人未尝言之。若以格物为穷理,则与圣言不相似,何以谓之遗书?”先生曰:“谓之遗书者,指理而言,非谓其言相似也。且曰圣人未尝言之,甚害事。某也愚,只将格物作穷理,先从知止致知起。夫知止致知首言之,而曰未尝言之,何也?”

  东郭子曰:“我初与阳明先生讲格物致知,亦不肯信。后来自家将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学》、《庸》之言各相比拟过来,然后方信阳明之言。”先生曰:“君初不信阳明,后将圣人之言比拟过方信,此却唤做甚么?莫不是穷理否?”东郭子笑而不对。

  先生曰:“汝辈做工夫,须要有把柄,然后才把捉得住,不然,鲜不倒了的。故叉手不定,便撒摆;立脚不定,便那移。”

  先生曰:“学者必是有定守,然不好的事不能来就我。《易》曰‘鼎有实,我仇有疾,不我能即,吉。’若我无实,则这不好的事,皆可以来即我也。”

  邦儒问:“近日朋友讲及《大学》,每欲贯诚意於格物之前,盖谓以诚意去格物,自无有不得其理者,如何?”先生曰:“格致诚正虽是一时一串的工夫,其间自有这些节次。且如佛子寂灭,老子清静,切切然,惟恐做那仙佛不成,其意可为诚矣,然大差至於如此,正为无格物之功故也。但格致之时,固不可不着实做去,格致之后,诚意一段工夫亦是不可缺也。”

  吕潜问:“欲根在心,何法可以一时拔得去?”先生曰:“这也难说。一时要拔去,得须要积久工夫才得就。且圣如孔子,犹且十五志学,必至三十方能立,前此不免小出入,时有之。学者今日且於一言一行差处,心中即便检制,不可复使这等。如或他日又有一言一行差处,心中即又便如是检制。此等处人皆不知,己独知之,检制不复萌,便是慎独工夫。积久熟后,动静自与理俱,而人欲不觉自消。欲以一时一念的工夫,望病根尽去,却难也。”

  李乐初见先生,问:“圣学工夫如何下手?”先生曰:“亦只在下学做去。”先生因问:“汝平日做甚工夫来?”和仲默然良久不应。先生曰:“看来圣学工夫只在无隐上就可做得。学者但於己身有是不是处,就说出来,无所隐匿,使吾心事常如青天白日才好。不然,久之积下种子,便陷於有心了。故司马温公谓‘平生无不可对人说得的言语’,就是到建诸天地不悖,质之鬼神无疑,也都从这里起。”

  先生曰:“邹东郭云:‘圣贤教人只在行上,如《中庸》首言天命之性,率性之道,便继之以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,并不说知上去。’予谓亦须知得何者是人欲,不然戒慎恐惧个甚么?盖知皆为行,不知则不能行也。”

  康恕问:“戒慎恐惧是静存,慎独是动察否?”先生曰:“只是一个工夫,静所以主动,动所以合静。不睹不闻静矣,而戒慎恐惧便惺惺,此便属动了。如大《易》‘闲邪存其诚’一般,邪闲则诚便存,故存养省察工夫,只是一个,更分不得。”

  章诏问“格物”。先生曰:“这个物,正如《孟子》云‘万物皆备於我’物字一般,非是泛然不切於身的。故凡身之所到,事之所接,念虑之所起,皆是物,皆是要格的。盖无一处非物,其功无一时可止息得的。”聂靳曰:“某夜睡来有所想像,念头便觉萌动,此处亦有物可格否?”先生曰:“怎么无物可格?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,造次必於是,颠沛必於是,亦皆是格物。”章诏因曰:“先生格物之说切要,是大有功於圣门。”先生曰:“也难如此说,但这等说来,觉明白些,且汝辈好去下手做工夫矣。”

  先生曰:“圣贤每每说性命来,诸生看还是一个、是两个?”章诏曰:“自天赋与为命,自人禀受为性。”先生曰:“此正是《易》‘一阴一阳之谓道’一般。子思说‘自天命便谓之性’,还只是一个。朱子谓‘气以成形而理亦赋’,还未尽善。天与人以阴阳五行之气,理便在里面了,说个亦字不得。”陈德夫因问:“夫子说性相近处,是兼气质说否?”先生曰:“说兼亦不是,却是两个了。夫子此语与子思元是一般。夫子说性元来是善的,便相近,但后来君着习染便远了;子思说性元是打命上来的,须臾离了,便不是。但子思是恐人不识性的来历,故原之於初,夫子因人堕於习染了,故究之於后,语意有正反之不同耳。”诏问:“修道之教如何?”先生曰:“修是修为的意思,戒惧慎独便是修道之功。教即‘自明诚谓之教’一般。圣人为法於天下,学者取法於圣人皆是。横渠不云‘糟粕煨烬,无非教也’?他把这极粗处,都看做天地教人的意思,此理殊可观。”

  问:“戒惧慎独,分作存天理、遏人欲两件看,恐还不是。”先生曰:“此只是一个工夫,如《易》‘闲邪则诚自存’。但独处却广着,不但未与事物接应时是独,虽是应事接物时也有独处。人怎么便知?惟是自家知得,这里工夫却要上紧做。今日诸生聚讲一般,我说得有不合处,心下有未安,或只是隐忍过去;朋友中有说得不是处,或亦是隐忍过去,这等也不是慎独。”先生语意犹未毕,何坚遽问:“喜怒哀乐前气象如何?”先生曰:“只此便不是慎独了。我才说未曾了,未审汝解得否?若我就口答应,亦只是空说。此等处须是要打点过,未尝不是慎独的工夫。”坚由是澄思久之。先生始曰:“若说喜怒哀乐前有个气象便不是,须先用过戒惧的工夫,然后见得喜怒哀乐未发之中,若平日不曾用工夫过来,怎么便见得这中的气象?”问:“孟子说个仁义礼智,子思但言喜怒哀乐,谓何?”先生曰:“人之喜怒哀乐,即是天之二气五行,亦只是打天命之性上来的。但仁义礼智隐於无形,而喜怒哀乐显於有象,且切紧好下手做工夫耳。学者诚能养得此中了,即当喜时体察这喜心,不使或流,怒时体察这怒心,不使或暴,哀乐亦然,则工夫无一毫渗漏,而发无不中节,仁义礼智亦自在是矣。”叔节又问:“颜子到得发皆中节地位否?”先生曰:“观他怒便不迁,乐便不改,却是做过工夫来的。”

  诏云:“近日多人事,恐或废学。”先生曰:“这便可就在人事上学。今人把事做事,学做学,分做两样看了,须是即事即学,即学即事,方见心事合一,体用一原的道理。”因问:“汝於人事上亦能发得出来否?”诏曰:“来见的亦未免有些俗人。”先生曰:“遇着俗人,便即事即物,把俗言语譬晓得他来,亦未尝不可。如舜在深山、河滨,皆俗人也。”诏顾语象先曰:“吾辈今日安得有这样度量!”

  先生语学者曰:“近日做甚工夫来?”曰:“只是做得个矜持的工夫,於道却未有得处。”先生曰:“矜持亦未尝不好,这便是‘君子终日乾乾,夕惕若’,戒慎不睹,恐惧不闻的工夫。但恐这个心未免或有时间歇耳。”曰:“然非有间歇的心,只是忘了。”先生曰:“还是不知。如知得身上寒,必定要讨一件衣穿,知得腹中饥,必定要讨一盂饭吃,使知得这道如饥寒之於衣食一般,不道就罢了。恁地看来,学问思辨的工夫,须是要在戒慎恐惧之前,方能别白得天理,使做将去,是人欲,即便斩断,然后能不间歇了。故某常说圣门知字工夫,是第一件要紧的,虽欲不先,不可得矣。”

  吴佑问“人心下多是好名如何?”先生曰:“好名亦不妨,但不知你心下好甚么名来。若心下思稷只是个养民的名,契只是个教民的名,怎么便能千万世不泯?把这个名之所以然上求则得之,未尝不善。若只空空慕个名,不肯下手去做,却连名也无了。”

  何廷仁来见,问:“宣之在京一年,亦可谓有志者?”先生曰:“宣之甘得贫,受得苦。七月间其仆病且危,宣之独处一室,躬执爨,自劳筋骨,未尝见其有愠色,可以为难矣。”廷仁对曰:“孔明、渊明非无才也,而草庐田园之苦,颜子非无才也,而箪瓢陋巷之穷,看来君子之学,惟重乎内而已。”先生曰:“然。古人做工夫,从饮食衣服上做起,故颜子之不改其乐,孔明、渊明之所以独处,皆其志有所在,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耳。某常云‘季氏八佾舞於庭’,‘三家以《雍》彻’,犯分不顾,都只是耻恶衣恶食一念上起。此处最要见得,则能守得。”

  惟时问:“先生常论尹彦明、朱元晦不同者何?”先生曰:“得圣门之正传者,尹子而已,其行悫而直,其言简而易。若朱子大抵严毅处多,至於谏君,则不离格致诚正。人或问之,则曰‘平生所学,惟此四字’。如此等说话,人皆望而畏之,何以见信於上耶!”因论后世谏议多不见信於人君者,亦未免峻厉起之也。又问:“朱子与二程何如?”先生曰:“明道为人,盎然阳春之可掬,故虽安石辈,亦闻其言而叹服。至於正叔,则启人伪学之议,未必无严厉之过耳。”顷之叹曰:“凡与人言,贵春温而贱秋杀。春温多,则人见之而必敬,爱之而必亲,故其言也,感人易而入人深,不求其信,自无不信也。秋杀多,则人闻之而必畏,畏之而必恶,畏恶生则言之入人也难,将欲取信而反不信也。”

  先生曰:“父母生身最难,须将圣人言行,一一体贴在身上,将此身换做一个圣贤的肢骸,方是孝顺。故今置身於礼乐规矩之中者,是不负父母生身之意也。”问:“格物之格,有说是格式之格,谓致吾之良知在格物,格字不要替他添出穷究字样来,如何?”先生曰:“格物之义,自伏羲以来未之有改也。仰观天文,俯察地理,远求诸物,近取诸身,其观察求取即是穷极之义。格式之格,恐不是孔子立言之意,故曰自伏羲以来未之有改也。”

  楷问:“求仁之要在放心上求否?”先生曰:“放心各人分上都不同,或放心於货利,或放心於饮食,或放心於衣服,或於放心於宫室,或放心於势位。其放心有不同,人各随其放处收敛之,便是为仁。”先生曰:“诸君求仁,须要见得天地万物皆与我同一气,一草一木不得其所,此心亦不安,始得。须看伊尹谓‘一夫不获,若己推而内之沟中’。是甚么样心?”王言曰:“此气象亦难。今人於父母兄弟间,或能尽得,若见外人,如何得有是心。”曰:“只是此心用不熟,工夫只在积累。如今在旅次,处得主人停当,惟恐伤了主人;接朋友务尽恭敬,惟恐伤了朋友;处家不消说,随事皆存此心。数年后,自觉得有天地万物为一体气象。”

  先生曰:“人能反己,则四通八达皆坦途也。若常以责人为心,则举足皆荆棘也。”

  问“无事时心清,有事时心却不清”。曰:“此是心作主不定,故厌事也。如事不得已,亦要理会。”

  教汝辈学礼,犹隄防之於水,若无礼以隄防其身,则满腔一团私意,纵横四出矣。

  问“尧、舜气象”。曰:“求这气象,不在高远,便就汝一言一动处求之,则满目皆此气象矣。”

  子贡言“夫子之圣又多能也”,则以多能为圣之外。夫子乃谓“君子多乎哉!不多也”,言不是多,皆性分中事,则多能又不在圣之外矣。斯可见洒扫应对,精义入神,无二也。

  问“修词立诚”。曰:“如所说的言语,见得都是实理所当行,不为势所挠,不为物所累,断然言之,就是立诚处。如行不得的,言之,即是伪也”。

  诸生有言及气运如何,外边人事如何者。曰:“此都是怨天尤人的心术。但自家修为,成得个片段,若见用,则百姓受些福;假使不用,与乡党朋友论些学术,化得几人,都是事业,正所谓畅於四肢,发於事业也,何必有官做,然后有事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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